尊敬的审判长，审判员：

　　益清(北京)律师事务所受本案原告岳某的委托，指派本人代理其诉沈阳XXX、沈阳XXX、、沈阳XXX、沈阳市XXX、沈阳市XXX(以下简称“被告”)，请求确认六被告作出的《告知书》违法，并依法撤销。现本人经过参加庭审，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，请合议庭参考。

　　一、 被告作出《告知书》的具体行政行为主体不适格，超越法定职权行为。

　　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十五条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。六被告中仅有城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具有认定违法建筑的法定职权，其他五被告均被不具备认定建筑物为违法建筑的法定职权。因此，此五名被告作出《告知书》的行为属于主体不适格，系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。

　　二、 六被告作出《告知书》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。

　　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而六被告出具的《告知书》中，仅描述“经相关部门认定属于违法建筑”，但是时至今日，原告仍不清楚是被哪个相关部门将原告的建筑物认定为违法建筑，更未提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就依据。

　　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五款之规定：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原告：“不服行政处罚决定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;” 《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四条：“对违法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，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。”但是六被告作出的《告知书》对原告享有的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只字未提，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

　　三、 六被告作出的《告知书》认定原告的养猪舍为违法建筑，属于实体违法。

　　原告养猪舍所在土地系农业设施用地，取得土地的手续合法，有《土地承包合同》《土地流转协议》佐证。依据《国土资(2010)155号文件》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：“(一)生产设施用地是指在农业项目区域内，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。包括：2、规模化养殖中畜禽舍(含场区内通道)、畜禽有机物处置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;”所以原告的养猪舍所占用的土地系农业设施用地。(二)附属设施用地是指农业项目区域内,直接辅助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。包括:1.管理和生活用房用地：指设施农业生产中必需配套的检验检疫监测、动植物疫病虫害防控、办公生活等设施用地;

　　此文件第二条第一款同时规定：“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，其性质不同于非农业建设项目用地，依据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(GB/T21010-2007)，按农用地管理。”“兴建农业设施占用农用地的，不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”。

　　依据《国土资法(2014)127号》文件，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：“积极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用地，设施农业用地按农用地管理。生产设施、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，其性质属于农用地，按农用地管理，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生产结束后，经营者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土地复垦，占用耕地的应复垦为耕地。”

　　除此之外，原告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，又通过《畜牧业用地申报审批表》的形式取得了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原告养殖用地的批准，因此原告的养猪舍手续齐全、合法。

　　故，综上原告养猪舍系占用农业设施用地建造而成，是合法的建筑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支持。

　　四、 按照“法不溯及既往”的基本法律原则，本案不适用《城乡规划法》。

　　原告的建筑物建设时间为2003年和2007年，而《城乡规划法》的生效时间为2008年1月1日，被告依据《城乡规划法》认定原告的农业设施属于违法建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。

　　五、 被告《告知书》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已过法定时效，系无效行政行为。

　　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具体到本案，原告的建筑物形成的时间是2003年和2007 年，而六被告或者称“相关部门”作出《告知书》的行政处罚行为的时间为2014年，即在建筑物形成的10多年后，认定其为违法建筑，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的时效，简直荒谬至极。

　　六、 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：政府征收法律关系。

　　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二条“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，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。”即被告对自己所做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。在被告提交的证明自己行政行为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中有三份《征收公告》，一份《关于加快长白岛经济区征收工作区长办公会议纪要》，此四份证据非常有利的证明了政府是在进行政府征收行为。

　　七、 六被告作出《告知书》行政行为的行政目的违法。

　　既然是政府征收就意味着在征收范围内的建筑物会被拆除，但是按照《物权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等规定，被征收房屋拆除前必须先给予合法的补偿，否则不得拆除房屋。而六被告为了达到拆除房屋而不给合法补偿的非法目的，便通过《告知书》的形式将原告合法的建筑认定成违法建筑，然后在不告知任何救济权利的情况下，短期内强行拆除。

　　因此，《告知书》的真正行政目的是将政府征收范围的房屋拆除，同时不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给予被拆迁人合法补偿，是明目张胆的践踏国家法律的违法行为。行政目的违法，行政行为当然违法。

　　八、 本案的六名被告中有五名被告没有提交证据，根据法律规定这五名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并没有任何证据，因此《告知书》的行政行为违法。

　　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：“第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，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，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。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，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。”因此，被告因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相应证据支持而违法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：六被告作出的《告知书》违法，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，确认被告出具的《告知书》违法，并依法撤销。